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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公安部决定在江苏的兴仁、四川的雷马坪、湖北的沙洋、绥远的中滩和宁夏的平罗等地组建18个厅级劳改农场，用以改造数十万名国民党旧政权的中、下级军政人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决定在宁夏建立劳改总队，下设3个支队，11个大队，公安部确定该总队为宁夏平罗劳改农场。

上级领导找父亲郝云谈话：宁夏劳改农场急需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实施具体组建和勘测设计定点工作，父亲对组织的决定没有理由拒绝，很快便告别八百里秦川，与百余名北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一起踏上了去宁夏的征程。

五十年代宁夏公安厅潮湖农场部分管教干部

潮湖地处宁夏平罗县境内，当年这里是黄风舞波浪，沙石扑面扬，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刚组建勘测队和基建科不辞劳苦地奔波在荒滩野地上，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在规定的时间内建起了1个场部，8个平场，其实就是8座监狱。年底，从全国各地选调来了3000多名干部职工，400多名解放军战士以及从西北、中南调集的13000多名服刑人员。

建场初期条件很差，面临许多困难，干部职工来自全国各地，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小孩上学，疾病治疗，难以适应的气候，生活物资供应等问题成堆，父亲等人一方面要努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让干部职工安心工作。另一方面还要给服刑人员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只有通过劳动改造，方能变成自食其力的新人。

经过不懈的努力，这个特殊的大型机悈化劳改农场很快步入正轨，除开发水利资源、发展农业生产外，还积极支援地方国营农场、铁路、矿山建设，随着时间的推移，陆续有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当时的原则是视其所长就地安置，所以他们的老婆孩子就陆续从家乡来到这里定居，人越来越多，事关衣食住行方方面面，许多配套设施陆续建设，几年功夫，潮湖农场就变成了一个集农、工、贸、教、研为一体的综合性小社会。还成立了一个只有四个年级的小学，升到五，六年级，就必须到平罗县住宿去读。

1956年春天，父亲郝云升任农场“一把手”，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这一年，根据上级指示，在服刑人员中实行了新的管教制度：取消服刑人员胸前的犯人标志，给服刑人员建病历卡，每半年体检一次。各场站建立图书馆和小卖部，发放零花钱，对有技术的服刑人员再发放技术津贴，容许穿自己的衣服，留头发，多余的钱可以寄回家。给各场站架设有线广播，便于场部直接向改造人员做重要报告和转播新闻。

但是，推行一系列新的制度，并非一道行政命令就能行得通的，一些干部想不通，说犯人就是不能给好脸看，父亲在全场管教会议上反复强调，实行新的管教制度，是新策略的需要，也是改造服刑人员的一种新手段，一切管理工作要抓紧抓好，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钻新制度的空子。通过上述新制度的贯彻，多数服刑人员人员思想稳定，积极改造，使管教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这年11月份召开了全场服刑人员改造积极分子大会，历时4天，表彰了一批表现积极的服刑人员，这次会议意义深刻，为服刑人员加速思想改造，争取早日成为新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57年春，潮湖农场召开了全场服刑人员体育运动会，进行了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等项目的比赛，运动会组织严密，内松外紧开的很成功，受到上级部门的通报表扬。但“文革”开始后，这成为父亲的一大罪状：有人检举说，犯人唱着《解放军进行曲》进入运动场，是美化这帮子原国民党军人，而这又是我父亲批准唱的。为这事，一些造反派把我父亲打杂了！后来,我问父亲究竟有无此事？我以为是杜撰的，但他说确有此事，让我大吃一惊！我说让犯人唱解放军的歌曲不合适，甚至立场有问题。父亲所却说，这些犯人不是刑事犯，都是旧军人，让他们唱我军的军歌也是一种教育手段。我听了以后，好半天说不出话來，因为不知道对还是错。

在北京开群英会时正值国家困难开始时期，粮食食品严重短缺，会议结束时父亲花16元钱从北京给我买回一罐美国奶粉，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天价了，进入家门却看到我高烧不退转成肺炎已迷迷糊糊，什么东西也吃不了，于是父亲派通信员连夜骑马到一分场将一名技术高超的服刑医生带来给我看病，忙乎一夜天亮时烧退了，清醒过来的我喝到了父亲给我买的奶粉，那时我小不记事，后来听母亲给我讲，当时邻居惠妈妈也是连夜帮忙，给我缝制新衣以防不测，如果父亲迟回来一天，估计就没有我了，感谢父亲!

1959年国庆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第一号特赦令，为正确贯彻中央的指示，区党委政法委领导小组在银川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会议确定特赦工作分3批进行。

父亲开罢会议回来，立刻召开党委会议，部署实施办法，在此基础上，组织犯人学习讨论，端正思想要求做到赦者高兴不赦者心悦诚服，安心继续改造。9月，第一次特赦大会按期举行，特赦人数不多，但会议开的很庄严，由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向被特赦者发放特赦书，会后，再次组织讨服刑人员论讨，以达到安定多数人的目的。第二次特赦大会于10月下旬召开，这次特赦人数多，会议规模大而隆重，区公安厅、检察院、法院领导悉数出席，电影制片厂还拍了专题新闻纪录片。11月底，第三次特赦大会召开，前后3次共特赦230余人，整个过程组织严密，没有出现差错，特赦工作圆满完成。

1960年3月，父亲调自治区公安厅政治部主持工作，时年35岁。

1968年秋，在那场空前的浩劫中，潮湖农场被改编为“国务院五七干校”，寿终正寝，原场人员分流安置。1990年，经国家司法部批准，宁夏监狱管理局聘请了包括父亲在内的5人，组成“原潮湖农场场史编写小组”。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1993年1月《潮湖农场十七年》得以顺利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