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栖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明清两代，江南大镇，但从公元536年永明寺建立，一直到宋元时期，却悄无声息，看不出是一个集市的样子，这特别容易让人脑洞大开，清末人王同就曾猜想：宋元时期，下塘河沿岸的中心城镇，可能在博陆。
那么，这漫长的八百年里，塘栖究竟发生过什么？
先说交通，从大麻到塘栖的塘河，至少迟至南宋、元朝，还不算一条国道，当然已经通航，南宋《临安志》讲到杭州城北的水路，就说：东北自江涨桥沿下塘河至博陆村，抵安吉州德清县（大麻）八十八里。很明显，塘栖到大麻的水路，南宋就已存在。
这里说的“下塘河”，是指杭州北关到五林头、奉口到湖州的水路，不包括塘栖到大麻这一段，跟现在说的下塘河不是一个概念。五林头往西到奉口，奉口落北进入湖州，这条水路是唐宋时期的“准国道”，所以白居易诗说：亚竹乱藤多照岸，如从奉口向湖州。
但自隋唐到宋元，杭州、苏州之间的国道，最主要的是上塘河，也就是杭州、临平、长安、崇德、嘉兴的这条运河。《临安志》说得很清楚：（杭州）至长安闸，入嘉兴，曰“运河”。这是严格意义的“运河”。
很明显，隋唐宋元，塘栖镇与国道，完美避开。塘栖之所以在明代迅速崛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运河的改道，交通改变命运。
迟至宋元时期，塘栖还是一个世外桃源，所以唐珏隐居塘栖，虽然是传说，但反映的历史信息是真实的，一个避世的人，不会选择住在国道边，那还叫隐居吗？
唐珏是传说，沈伯隽（1270—1324）却是真实的，他本是杭州城里人，晚年做官回来，就隐居在塘栖。王沂《沈伯隽墓志铭》记载他说：吾尝筑室塘栖，乐其溪山，吾将隐矣！
再说政府派出机构。宋朝时候，塘栖西面的五林头，是杭州往湖州的要道，设有下塘巡检司寨，负责地方治安，相当于公安分局的样子。
据南宋《乾道临安志》，整个杭州地区设巡检司的地方，一共十三处，就近而言，许村驻军100人，奉口驻军100人，五林头的驻军，是十三巡检司中最少的，只有30人。我们从五林头的驻军规模可见，塘栖在南宋还不是一个重要码头，其地位远远低于奉口。因此，我们回头再看沈伯隽的隐居，选择在塘栖，确实是想做真隐士。
那么，宋朝的塘栖，是否一无记载呢？
当然不是，先说一个神秘的事，《成化仁和县志》记载：宋朝郭丞相墓在塘栖。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历史线索，可惜王同写《唐栖志》，记了大量的墓葬，却把这条遗漏了。我相信《成化仁和县志》不会是空穴来风，毕竟明朝成化到宋朝，不过两百年时间。那么，这个郭丞相究竟是谁呢？
宋朝没有姓郭的丞相，所谓“郭丞相”，大概是传闻异辞，有所夸大而已，那么，我们不妨降求其次，整个宋朝，官至副丞相级别的有三位，郭贽、郭逵、郭三益。前两位都是北方人，墓也在北方。只有郭三益，他是海盐人，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公元1127年去世。
他的墓地，嘉兴地方志都没有记载在哪里，是一个谜。所以结合《成化仁和县志》，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定，郭三益的墓，也许就是塘栖的“郭丞相墓”。我从前到塘栖，一直好奇郭璞井、郭璞桥，郭璞当然是假的，但我现在想，这会不会是“郭墓”的音讹呢？
回头再说大善寺，公元536年以后一直到宋朝，大善寺没有一个和尚被记录下来，千年孤寂。幸好南宋的时候，大善寺出了一位高僧，永颐和尚，南宋江湖诗派的高手，与周文璞、周弼父子交好，他有一首《葺唐栖旧庐》说“远岳惮孤征，徘徊就乡里”，可见他本身就是塘栖人。永颐，是继沈著以后，第二个有名有姓的塘栖人。
永颐，在南宋的诗僧中，是自带流量的，粉丝不少。他去世后，有一位诗僧路过塘栖，停舟大善寺，写了一首《泊唐栖寺》：白头不见颐山老，寂寞门前枫叶红。诗的作者，就是行海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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